顾老师
第一不公：医疗保障未普遍覆盖。２００７年７月２３日，国务院发布《关于开展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》，要求城镇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制度２００７年在７９个城市试点，２０１０年覆盖全国。实际上，相当长时间内，中国大多数居民没有任何医疗保障。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发现：城市中，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居民占４４．８％；在农村，没有任何医疗保险的居民占７９．１％。在２００３年，６５％的城乡居民看病完全靠自费，这就充分反映了医疗保障制度的缺失。未能实现医疗保障对全体居民的普遍覆盖，这是中国医疗体制的最大病象。
第二不公：城乡医疗资源两极分化。据卫生部的调查结果显示，占总人口３０％的城市人口享有８０％的卫生资源，而占总人口７０％的农村人口却只能分配到２０％的卫生资源。第三次全国卫生服务调查发现：在农村，参加合作医疗的人口比例为９．５％、各种社会医疗保险的占３．１％、购买商业医疗保险的占８．３％。在农村，许多医疗卫生从业人员素质不高，业务水平低下，医疗设备简陋。相比较而言，绝大多数高素质医生和高质量的医疗设备，均集中在城市，造成城乡医疗资源两极分化。中国每年大约有１０００万的农村人口因病致贫或返贫。
第三不公：普通家庭医疗负担过重。急剧上涨的医疗费用和不完善的医疗保障体系，是困惑民生的第一问题。从实际数字看，１９７８年以后，城市公费和劳动保险医疗费用年均上涨２０．８％，远高于同期居民收入的增长速度。据统计，２００３年农民年人均纯收入为２６２２．２４元，而农民住院平均费用为２２３６元，当年城市医院平均每次住院费高达４６６０．３８元。据世界银行报告显示，２００３年中国药品费用占全部卫生支出的５２％，而这一比例在大多数国家仅为１５％－４０％。
第四不公：对特殊群体保障过度。中国科学院的调查报告显示，中国政府投入的医疗费用中，８０％是为８５０万以党政干部为主的群体服务的。据监察部、人事部的资料，全国党政部门有２００万名各级干部长期请病假，其中有４０万名干部长期占据干部病房、干部招待所、度假村，一年开支约为５００亿元。还有公费医疗，公务员个人只缴纳１０％，一些公务员家中可以开“小药房”，他们有病无病泡医院。从公平的角度说，无论是谁，都必须承担合理的医药费用；无论生病与否，所有人都承担一定的医疗费用。而不能地位高的强势人群承担少、收入本来低的弱势人群承担多。如果这样，就是极端的不公平。
第五不公：四类人群医疗保障严重不足。一是体制外人员，他们或没有与用人单位签订正式劳动合同，或单位不上基本医疗保险，成为只挣工资而无保障的人；二是农民工，他们不能与城市居民享有同等的医疗保障权利；三是无钱上学的少年儿童，他们没有任何医疗保障；四是大学生，医疗保障也处于“空白地带”。目前，公办普通高校大学生医疗保障制度基本采用公费的医疗保险模式，公费部分由国家统一拨款，依据的是从１９９８年开始实施的标准，每人每年４０元－６０元不等，拨款名额还是依照高校扩招前的学生数量，所以人均医疗费越来越低，这点费用维持大学生日常的健康需求捉襟见肘，更别说用于学生的大病支出了。
第六不公：惟利是图的商业原则侵蚀白衣行业。我们看到，药品生产企业竞相追逐高额利润，以高回扣手段抢占市场，有的医药公司给院长５０％的回扣，给医生５％的回扣；我们看到，一些公立医院为了实现自负盈亏，巧立收费名目，甚至滥用药品和治疗手段；我们看到，个别医务工作者见死不救，大收红包；我们看到，一些“豪华病房”、“贵族医院”纷纷建立，造成资源配置的严重失衡；我们看到，困惑于高昂的医疗费用，不少贫民只能求助于江湖庸医，耽误了病情。个别医生的的确确变成了“商人”——让人“伤心”的人。
第七不公：医院内部分配不公。一些医院推行技术承包制，人为造成个人收入与医疗服务收入的紧密挂钩，造成分配不公。每月发奖金本来是件好事情，但分配不公在相互攀比中升温，医务人员着重从奖金分配角度看待医院改革。在大型医院，奖金已是工资的数倍，但激励作用却并不理想。原因在于，一些医生的灰色收入过高。这类医生的灰色收入有四：一是挂号费提成；二是药品提成；三是从医药公司和医疗设备公司拿回扣；四是患者塞给的红包。悬殊的收入差距，挫伤了辅助科室、护士的积极性。一些公立医院的医务人员之所以服务不好，很大程度上与内部分配不公有关。
第八不公：民营医院受到所有制歧视。虽然不少患者冲着民营医院的特色而就诊，但国家政策规定民营医院不能成为定点医院，影响了民营医院的发展。对待公立医院和民营医院在政策上应一视同仁。
由此看来，中国医疗体制不公的现象十分严重。资料显示，２００２年，全国医患纠纷有５０００多起，２００４年上升到８０００多起，２００６年则超过了１万起。世界卫生组织公布的数字证实：中国的卫生公平性仅仅排在第１８８位，是全世界倒数第４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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